那天是1991年10月3日，我在環保聯盟東北角分會當總幹事，負責組織貢寮人反核四。我們成員在核四前靜坐抗議，被保警打得頭破血流，我正忙著叫救護車，轉頭看到一台藍色廂型車往核四廠衝進去，警察把車團團圍住、用警棍猛打，車子擋風玻璃裂成蜘蛛網狀，蛇行亂竄，撞到柱子後整台翻倒，一個警察剛好在倒下的那一側，就這樣被壓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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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心內話】永遠的總幹事
我的車壓死過人。
那台是我的車。我是台南人，小時候是小混混，退伍後去投資公司上班，公司配給我一台車，後來公司倒了，車就變我的。1988年我在電視上看到鄭南榕自焚，覺得社會實在很不公平，參加URM訓練（由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提倡的城鄉宣教工作），學習組織訓練跟非暴力抗爭，35歲下鄉去貢寮，每天開車沿北海岸繞，車上放幾瓶維士比，看到人就去抬槓喝兩杯，大家就變好朋友。我的鬼點子很多，那年政府黑箱通過核四環評，我就去核四前面搭棚子辦告別式，幫核四送終，原本以為能讓更多人知道反核運動，沒想到有警察在抗爭中意外死掉。
當時政府說我們是暴徒、流氓，要用殺人未遂嚴辦。雖然不是預謀攻擊、車也不是我開的，但畢竟車是我的，當總幹事要有肩膀，就把罪擔下來，最後被判6年。關出來以後，我回貢寮繼續當總幹事，大家把我當英雄，叫我「仙欸」，走到哪裡都有人請吃飯，每次組團到台北抗議，我一叫就是好幾台遊覽車，很有成就感。
總幹事沒薪水，鄉親想幫我募款，但他們生活也辛苦，我不好意思拿。我住核四旁邊的貨櫃屋，冬天洗冷水澡，東北季風來的時候，睡覺冷到牙齒都在抖，最後實在受不了，只好跟鄉親說拍謝，到台北找頭路。我打零工、做生意，也到大陸投資，卻碰上稅務問題，跟銀行借了新台幣2,000萬元都賠光，只好回台灣、去雲林種苦瓜，一個人住在田裡工寮，就這樣過了好幾年。
其實我原本有家庭，只是被關沒多久，老婆就跟我離婚、帶2個小孩改嫁。小孩長大看到我的新聞，找我相認，有段時間，老二來陪我種苦瓜，我很開心找回一個兒子，幫他租房子，想著以後可以跟他一起種更大的田。沒想到過幾年警察打電話來，說兒子拿槍自殺，在他家搜到6把長槍，應該是有混幫派。那陣子，真的好傷心，當年如果沒做社運，好好陪他長大，是不是不會變成這樣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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