從描述烏克蘭戰火的紀錄長片《戰場日記》（20 Days in Mariupol），到重現昔日德國納粹集中營的最佳國際電影《夢想集中營》（The Zone of Interest），以19世紀為故事背景、連拿最佳女主角、美術設計、最佳服裝設計、最佳妝髮設計等獎座的《可憐的東西》（Poor Things），乃至於拿下最佳原著劇本的法國片《墜惡真相》（Anatomy of a Fall），都是歐洲觀點。
當然導演克里斯多福諾蘭（Christopher Nolan）是美國人沒錯，但是他從小在英國受教育跟長大；《奧本海默》（Oppenheimer）的主角也是美國人，但在歐洲接受高等物理教育、受到啟發，才在普林斯頓大學開始研究。假若不是《蒼鷺與少年》（The Boy and the Heron）拿下最佳動畫長片，還有日片《ゴジラ-1.0》（Godzilla: Minus One）拿下最佳視覺特效，基本上亞洲觀點幾乎從這一屆得獎名單消失了。就好像核彈丟在廣島、長崎之後，奧本海默不斷因此受到良知的折磨、對於是否繼續研發武器抱持不同的態度，但從頭到尾也就只有這樣，鏡頭並未因此再往外擴展。
這不意味著亞洲觀點從此在好萊塢蒸發，應該說是一種修正；過去幾年奧斯卡的亞洲熱潮，儼然是藉由導入亞洲影人的創作與觀點，達到修正的目的。今年呈現的，則是屬於修正後的自我反思，這些反思與現實息息相關。去年影響影壇最大的，就是美國編劇工會與演員工會所主導的罷工行動，表面上是爭酬勞，但實質是希望限制人工智慧的合理使用，如同《奧本海默》討論科學發明原子彈，帶給世人和平還是更多的災難；也恰似《夢想集中營》的德國納粹，一昧追逐夢想家園卻完全忽視猶太人的苦難血上；又像是《可憐的東西》摸索外科手術的極限，卻製造了如科學怪人般的貝拉。這些都猶如一體兩面的利弊得失，從過去就深深影響著每一個人。
因此有著奇想風格的《Barbie芭比》當然不受到青睞，不光是因為已經在票房上打敗群雄、成功掀起粉紅旋風，有沒有得獎都沒差，也因為跳脫創意的表現，無憂無慮的「芭比樂園」成為男女老幼的避風港。儘管上電影院本身就是一種逃避現實，但好萊塢影人又希望逃避之餘也能多反省一點現實，就是如此矛盾。但跟其他得獎電影相比，《Barbie芭比》其實是真正有提出問題的解決辦法，就是把父權拿掉，一切就會天下太平，但這個答案想也知道會引發恐慌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