吳承學就審理過一件偷養樂多案，被告在超商偷了一瓶8元的養樂多，超商報警，「可是超商其實沒有打算繼續追究，但因為報了警，被告又不認罪，我們就一定要處理到完畢，而且那件案子被告疑似精神異常，我們還要評估是否做精神鑑定。」
建議修法 微罪應先行調解
檢察官蔡佰達也辦過在超商偷優酪乳、偷保險套的，甚至辦過一位老阿公在菜市場偷兩條胡蘿蔔的案子，市價約20元，「我就為了那兩條胡蘿蔔，還要把阿公找來開庭，『請問你是不是有偷他的蘿蔔？』『對，我有偷他兩條蘿蔔。』『那你認罪嗎？』『我認罪。』然後我就要寫犯罪所得20元。你看，這麼少的錢，動用整個國家的資源。檢察官就常在處理這些事，可是你又不能不處理。」
可能的改善方式，是「調解先行」。檢察官柯博齡解釋，依現行法律，竊盜案不論金額多寡，或者車禍的提告案件不論大小，一律都要先進入地檢署，由檢察官閱卷、開庭，問雙方有無意願和解，有的話再轉介至調解委員會。「其實，這些比較輕微的犯罪，可以考慮一律先送調解委員會，一旦雙方和解了，如果是告訴乃論之罪，檢察官就不用再花時間調查，直接不起訴即可。如果是非告訴乃論，就請被害人註記同意讓檢察官依照職權不起訴被告、或緩起訴、或簡易判決，檢察官再依卷宗裡的事證，確認被告確實有犯罪，再依被害人意願來結案即可。」
至於近年司法案件量激增的主因：詐騙案暴增，又該怎解？我們採訪到的其中幾位檢察官、法官均表示，警方的「統一彙整」機制十分重要，卻至今未能建立，導致從檢方到法院在偵查、審理時，有時忙到最後才發現在重複忙同一件案子。宛如瞎忙。
併案管理 需跨域即時彙整
一位不便具名的檢察官表示，有時偵查後才發現「咦，這件案子我不是處理過了嗎」，原因在一個人頭帳戶通常不會只騙到一人，被害人可能從南到北，報案時間也有落差，有人今天在台北報案，有人下週在花蓮報案，「我們就不斷影印那些重複的資料，增加無意義的工作。」直到發現都是同一件案子，檢方或法院才會「併案」處理。
以現今科技，由第一線的警政部門將所有的被告、所有的被害人統一彙整，技術上應不困難，至今卻遲遲未能做到。因此，同樣的困擾甚至延續到法院，法官何啟榮就說：「警方的處理方式是一有詐欺案件進來，就報給檢察官，警方沒有先彙整，導致同一個案子桃園也有、台北也有，同樣的事情檢察官重複做2、3遍，法院也重複同樣的事情，最後才發現同一個被告明明已在其他法院審判過。」
此外，就像一個被告不會只騙一個被害人，一個詐騙集團也不會只有一個被告犯案，同一件案子可能有好幾位被告，如果警方在前端沒有先合併處理，幾位被告分別住在不同縣市，依法，會由不同法院審理，被害人得疲於奔命。何啟榮回憶某個被害人，「他今天在我這裡開完庭，我還要跟他說：『不好意思，你這件案子的另一個被告不是我們這個轄區，在另一個轄區。』他就很可憐，還要跑去台中。」
此外，幾位檢察官與法官也表示，反詐騙不能光靠執法系統，更重要是前端的預防，需要跨部會合作，包括金管會、數位發展部（涉及第三方支付）、NCC（通訊傳播委員會，涉及電信門號）。法官何啟榮就提到，應強化「警示帳戶」功能，「我們審理詐欺案件，有時看裡面的帳就很清楚，我們戲稱『殭屍帳戶』，一個好幾年沒動的帳戶忽然動起來，我看了都覺得怪怪的，銀行業者難道不知道嗎？」這些細節，以現今科技應該可即時管理？「一定可以管理，銀行的內控可以做得更好。」
監管失能 便利反孳生犯罪
其實，我國早在2006年即有《存款帳戶及其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易管理辦法》，簡稱《異常帳戶管理辦法》，最新一次修正是2014年，主管機關為金管會，然而監管的成效顯然十分有限。
高檢署檢察官卓俊忠說，金融機構可能是擔心「誤殺」，耽誤了客戶的緊急資金調度，尤其企業戶，「企業有它的便利性需求，所以金融機構對企業戶的range會放得比較大。可是，如果發現有異常，是不是要謹慎一點，比如這間公司明明資本額沒那麼多，為什麼約定轉帳的金額可以上千萬元？」他說，網路讓一切變得更方便，但許多犯罪也由此而生，同樣的，一些利民、便民措施，往往也不利於犯罪防治與偵查。
便利性與犯罪防治之間的拉扯，一直是詐騙防治的難題。這樣的兩難出現在銀行帳戶管理，也出現在電信門號申請。台南地檢署主任檢察官王聖豪提到，詐騙集團犯案脫不了2種工具：人頭帳戶、人頭門號，「門號太容易取得了，詐騙集團會以企業用戶的名義，申請大量門號。如果讓他們沒辦法輕易取得大量門號，犯罪工具取得不易，犯罪成本就會提高。」
高檢署檢察官卓俊忠就舉例，「像桃園地檢署之前有偵辦過一個案子，那間公司資本額只有5萬元，是一間水果行，但申請了2千多個門號。」他說，對此高檢署已向NCC反映，希望電信業者與金融機構都能落實 KYC（Know Your Customer，了解自家客戶），加強審核，才能遏止這些人頭帳戶、人頭門號。
詐騙案暴增，加上難以遏止的濫訴，讓司法系統如今已瀕臨崩潰，而後果，並不只是司法官普遍過勞。法官何啟榮回憶，曾審理過一樁知名廠商的投資案，受害者多達數百人，他在2019年收案，逐一請每個被害人到庭，作證說清楚每人投資多少錢，再核對每一條金流。「我不可能放下其他所有案子不管，只好每個月固定問兩個證人，終於在2022年底，問完所有的證人。」他有點難過地回憶，有被害人說他2013年就被騙，案子現在才到法院，「這就是我們司法的困境，案件真的太多，我只能跟那些被害人說『我很抱歉』。」
正義需要成本，司法資源卻有極限，何啟榮說，司法難以顧及每一個人大大小小的權益，現實上不得不取捨，才能把精力用在真正重要的案件，否則，未來的司法恐如同醫療，「像醫生看診，看一個病人本來10分鐘，後來變成5分鐘，再變成3分鐘，最後變成1分鐘。」
